上阳赋中的琅琊王氏,上阳赋琅琊王氏真实身份

《上阳赋》讲的是南北朝时，南朝的故事。至于琅琊王氏有多厉害？这么说吧，它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第一世家。

《上阳赋》是根据寐语者的一部架空小说《帝王业》改编的。所谓架空小说，是指虚构或半虚构时间、人物、背景的小说。从《上阳赋》剧中的服饰道具，以及王、谢等世家的权力博弈来看，很显然，该剧是半虚构的历史小说，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因此，关于题主的问题，达文将重点放在后面那个：王儇背后的琅琊王氏有多厉害？

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有多厉害？——权力最巅峰的时候，连皇帝都怕

“琅琊王氏”，是中国古代公认的第一名门望族。王氏家族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据说，周灵王的太子，因为总是喜欢提意见，惹怒了周灵王，被贬为了庶人，他的子孙，被老百姓称为“王家”。久而久之，这个“王家”的家族后人，就将王作为自己的姓氏。

到了西汉时期，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制度。王氏传到了第二十二代，家族中出了一个叫王吉的人，在汉宣帝时被起用为博士谏大夫，官至九卿。后来，王吉的儿子做了御史大夫，孙子王崇更是官至大司空，都在三公之列。

王吉、王骏、王崇，祖孙三代皆以贤称著于史，因为王氏家族所在地为琅琊郡（今山东地区），所以人称“琅琊王氏”。从王吉开始，到隋朝初期，琅琊王氏几乎世代为官。

有人统计过《二十四史》，从两汉至明清，这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出了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仕。其中，“琅琊王氏”在东晋一朝达到了鼎盛，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马，指的是晋元帝司马睿。意思是，东晋的天下，王家与司马家共享。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司马家才是东晋的皇族，为啥要和王家共享天下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东晋时期，虽然，司马氏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无论是军队、财政、行政上，都是门阀士族们说了算。而各大门阀士族中，哪家势力最大呢？无疑是“琅琊王氏”，无论是军队还是朝政，实际上说了算的，还是王敦、王导两兄弟。

“琅琊王氏”的厉害，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太兴四年（321年），早就对“王与马，共天下”有所不满的司马睿，为了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开始重用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等亲信，并逐渐疏远王导。

王敦对晋元帝的这个举动极为不满，君臣之间逐渐产生嫌隙。

于是，在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在武昌（江州州治，在今湖北鄂州）起兵，以讨伐奸臣刘隗的名义东攻建康。

有意思的是，王敦一路杀到建康（今南京，东晋的都城）城下，竟然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王敦到了建康城下，守将竟然主动打开城门，迎王敦进城“清君侧”。

由此，我们不仅看出了“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更看出了东晋司马氏对门阀政治有多么的无奈，这种无奈简直是另人绝望。刘隗、刁协二人出身寒门，司马睿重用二人，就是侵犯了所有门阀世家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惜得罪皇帝，也要联合起来清除二人。

最后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司马睿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只能弃车保帅。最后，刁协被杀，刘隗北上投奔了后赵。王敦也很识趣，没有为难司马睿和群臣，重新退回到武昌驻守边防。

没过多久，晋元帝司马睿就在郁闷之中病倒，最后，于年底病逝。“琅琊王氏”权势滔天，连晋元帝司马睿都无可奈何地郁闷死了，你说厉不厉害？

琅琊王氏凭什么，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达文归纳下来，“琅琊王氏”的成功，凭借两点重要因素：祖训家风，和时代的机遇。

先来说，“琅琊王氏”的祖训家风。

“琅琊王氏”，发迹于王吉祖孙三代，但是，让其真正成为门阀世家的，是魏晋时期，“琅琊王氏”的第二十八代的一个叫王祥的后人。

说起，王祥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一些有名的事迹，你肯定听说过。

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孝》中，有一个“卧冰求鲤”的典故：话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王祥的继母（注意，是继母）说想吃鱼，于是，王祥就去河边捉鱼。然而，由于当时的气温太低，河面结起了厚厚的冰，很难下水捉鱼。王祥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破冰，于是，他就脱了自己的衣服，躺在冰面上，想用自己的体温将冰面融化。或许，是王祥的行动感动了上天，忽然，冰面裂开，从裂缝中跳出两条鲤鱼。乡亲们纷纷惊叹，这是王祥的孝顺感动的上天。

很显然，这个故事是经过夸张的加工的，别说鱼会不会自己跳出来，就说王祥想用体温融化冰，我们用自己真实的经验可以想象，恐怕他非但融化不了冰，能不能活着回家都很难说。

但是，抛开这个故事夸张的描写，我们也必须思考一下，王祥为啥会有这样的故事？

首先，王祥真的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实际上，王祥还有个“孝感后母”的故事更有名，说是一次，王祥的后母朱氏曾经暗自想杀害他，恰好碰上王祥夜里起床小解，只空砍得被子。不久，王祥回来后，知道朱氏想杀自己，便跪在她面前请求处死自己。朱氏见状深受震撼，从此幡然悔悟，像对亲生儿子那样对他。

如果王祥不是个孝子，就不会有“孝感后母”，为继母“卧冰求鲤”的传说。

其实，王祥的孝子故事流传甚广，背后是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孝的地位数一数二。在汉代的《孝经》中，“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又将对皇帝的忠和孝联系了起来。

在儒家的意识形态中，皇帝是天下人的父，对皇帝的忠诚就是尽孝。相应的，在家里，一个人对父母孝顺，对皇帝才能忠诚，对社会才能具有责任感。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你还能指望他爱谁呢？所以，汉代的察举制中有一个著名的科目叫作“举孝廉”，就是选拔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

王祥对儒家孝道的恪守，使他在琅琊郡收获了很高的道德声望，以至于有人请他出来做官。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国。王祥被徐州刺史吕虔看中，聘请他做了别驾，这相当于刺史的秘书，权力很大。王祥很快就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人民的歌颂。

王祥的有口皆碑的政绩，使他收获了更高的声望，从此一帆风顺。到了魏末，他甚至做到了司空的高位。
王祥为“琅邪王氏”奠定了道德声望。因此，不管政权是否更替，皇帝是姓曹还是司马，都得认“琅琊王氏”这块招牌，只要这块招牌不砸，它就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士族力量。

除去为家族奠定了“道德声望”之外，王祥还做出了一项贡献，那就是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作为祖训家风的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它被后人概括为八个字：“与时推迁，平流进取。

”所谓“与时推迁”，就是顺应时代的大势，特别是要抓住改朝换代的机会，光大家族的门户。所谓“平流进取”，就是做人、做事，要谦虚低调，远离风险，避免无妄之灾。

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抽象，看看“琅琊王氏”的人是怎么做的，你就明白了。

先说王祥本人。话说，在王祥八十岁那年，已经加了九锡，距离篡位只差一步的晋王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了王位。同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了皇位，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

面对改朝换代，王祥既没有像某些曹魏遗老一样，选择给旧王朝殉葬，也没有像某些大臣那样，对司马家族趋炎附势。王祥不偏不倚，保持了中立。

为啥王祥会这样做？因为，王祥是道德模范，这个时候，他越是摆出中立的清高姿态，司马炎就越是需要利用他的道德形象来为自己服务。

在司马炎想要利用他的声望，封他为公爵的时候，王祥没有拒绝。不过，王祥深知自己不是司马氏的亲信，并不能获得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低调从事，还请求退休，司马炎开始不同意，但是，在王祥的一再请示下，终于批准了他。退休三年以后，王祥就去世了。
王祥为后世子孙以身作则，留下了“与时推迁，平流进取”这样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这在忠烈人士看来，或许存在一些道德瑕疵，但这也和当时开始形成的门阀政治时代背景有关：士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道德声望，无论是谁掌握最高权力，都要依靠士族的力量。

王祥留下的策略，是在士族政治中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唯一法门。

王祥之后的王氏子孙，凭借着“与时推迁，平流进取”的法门将琅琊王氏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到了王导那里，他借助时代的机遇，让“琅琊王氏”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琅琊王氏”抓住了什么时代机遇呢？

这得从西晋时期著名的八王之乱说起。话说，在经历了曹丕篡汉，自己又篡了魏之后，晋武帝司马炎担心自己建立的晋朝被其他士族给篡了，所以，他就复古学起了周天子，大封司马氏子弟为诸侯王。

其实，他也是没办法，从东汉开始，到他建立的西晋，士族政治已经形成了。所谓“士族”，就是拥有显赫地位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普遍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世代为官，二是拥有很高的道德声望。他必须分封司马氏的族人，用以抗衡其他士族。

像三国时期的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东吴的孙家，都是士族。曹操，虽然出身低一些，但从他开始，他们曹家也可以说是个士族。司马家更不必说，也是一个大士族。

在东汉时期，士族势力虽然强大，但还不足以威胁皇权。但，到了魏晋时期，士族们的势力已经壮大到威胁皇权的地步了。曹魏篡汉，司马篡魏，本质上都是几家大的士族联合起来，去拥立新的皇帝。

司马炎篡魏成功后，从士族政治的受益者，开始了对士族政治的恐惧。所以，他才搞起了分封制。

显然，司马炎忘记了，当初西汉分封的各路刘姓王爷是怎么作乱的。果然，在司马炎去世以后，由于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智商不在线，朝政被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把持。她联合外地诸侯王，打击政治对手，这鼓舞了诸侯王的野心，于是发生了八王之乱。

诸侯王们互相残杀，西晋乱了七年，导致了西晋皇权的衰落。

虽然，八王之乱使得司马皇室乱成了一锅粥，但是，对于“琅邪王氏”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他们“与时推迁”，从中捞到了不少的好处，将“琅琊王氏”的名望推向了历史之巅。

最终，八王之乱，被东海王司马越终结。而后，“琅琊王氏”中一位叫王衍的人，他劝说独揽朝政大权的司马越，派琅邪王司马睿去镇守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这个王衍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弟弟王敦和王导，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历史上很有名。而王导在私下里和司马睿的关系很好，就跟随司马睿到了江南，帮助司马睿在这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当时，司马睿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实力，而且王导比他大九岁，拥有更为丰富的政治阅历。因此，司马睿在政事上就很仪仗王导的出谋划策，甚至说是依赖。

王导来到江南，也开始琢磨，如何在江南地区把司马睿扶植起来，成为自己手中的王牌。

从东汉时期起，江南这块地方的士族势力就已经很强大了，司马睿要想在江南站稳脚跟，就必须取得士族的支持。王导深谙此道，于是，他费尽心思，想出了一条妙计。

当时，正逢传统的三月三日“上巳节”，照例，建业城的官员和百姓都要出城去郊外踏青。王导觉得，这是一次为司马睿“做广告”的好机会。于是，他就与王敦商议，导演了一出“琅琊王招贤纳士”的好戏。

本来，江南的世家大族对这个新来的琅琊王不怎么感冒，但他们在人群中观望，他们看到王导、王敦这样的人物也对司马睿如此拥戴，顿时肃然起敬，纷纷路边下拜。
王导知道，为司马睿增加“曝光”的目的达到了，接下来，就要趁热打铁，笼络人心了。于是，他就代表司马睿，逐个去拜访江南士族，邀请他们出来做官。为此，王导甚至还学习了当时北方士大夫看不上的吴语（五胡乱华以前，中国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北强南弱）。

王导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江南大部分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都表态，愿意出山，与司马睿合作。就这样，司马睿成功在江南地区扎下根来，为其能成为永嘉之乱后，晋朝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础。王导也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收获了很高的名望，被人们称为“江左夷吾”。

“江左”就是建业一带，“夷吾”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司马睿也将王导称为“仲父”，这是当年齐桓公对管仲的称呼。

公元316年，匈奴贵族刘曜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在晋朝宗室与“琅琊王氏”为首的南北大族拥戴下，司马睿即位为晋王，年号建武。

晋朝“衣冠南渡”，作为司马睿的首功之臣，王导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晋的首任丞相，王敦则拜大将军，统领全国军队，镇守武昌。

面对司马睿这样的举动，王导怎么做的呢？

王导没有忘记祖先王祥为“琅琊王氏”后人们，留下的那八个字祖训——“与时推迁，平流进取”，他仍然保持了谦虚低调的家族门风。王导诚惶诚恐地说：“我乃微末之人，怎能与太阳同辉！”

其实，不管王导如何解答，这件事情都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时代正式开始了。“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的权势名利到达了历史巅峰。

结语

在东晋时期，士族政治开始转向门阀政治，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今天，几家大士族可以用力你司马睿为皇帝，明天，他们也可以拥立另外一个人作皇帝。皇帝，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追求利益的招牌。士族，从皇帝治理国家的工具，已经演变成，反过来将皇帝变为工具的门阀。

司马睿去世后，司马绍继位，王敦又发动二次叛乱，企图篡位。这样一来，王敦不仅于司马氏所不容，还得罪了很多士族。王导无奈之下，为保住“琅琊王氏”，只得表态与王敦划清界限，大义灭亲。

虽然，在王敦的叛乱被平息后，王导进位太保，司徒之职依然如前，特许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王导知道，“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坚决推辞不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司马睿如此尊重，亦或是如此忌惮“琅琊王氏”，根本的原因是，士族的势力太大了，已经成为了门阀。以“琅琊王氏”为例，不仅丞相王导在朝中权势熏天，其兄长王敦，更是手握重兵，把控着东晋的军权，更不必说王氏子孙中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通过婚姻与“琅琊王氏”缔结姻亲的其他士族。

现在，王敦死了，东晋的军权旁落，没有了军权的加持，“琅琊王氏”的势力锐减。说白了，东晋时期，不管是皇权也好，门阀也罢，是谁得了军权，谁说了算。

因此，士族操控军权——“士族专兵”，是门阀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到了东晋后期，一支武装力量打破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北府兵”。

“北府兵”是东晋名将谢玄建立的，目的是为了防备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下。这支军队驻扎在京口，京口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东晋时期，京口又称“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为“北府兵”。

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就是谢玄率领这支军队，以少胜多打赢的。

东晋后期，士族门阀的子弟大多养尊处优，沉迷于艺术啊，玄学啊。慢慢的，军权就旁落于平民子弟的手中，于是，刘裕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从刘宋开始，皇权政治开始回归，“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开始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