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秦国能够统一六国,是因为六代贤君,是因为商鞅变法诸如此类等等,虽然这些都是源于,但笔者认为并没有触及到根本。
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在笔者看到,还是那句话,秦国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春秋战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他跟民国一样,思想意识领域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是新时代取代旧时代的茫然无措,急需寻找到那个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本质。所以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的政治主张,思想流派,他们争奇斗艳,在不断地实践中总结理论,试图找到终结乱世的方法。
周朝的衰落本质上是井田制的瓦解,地主经济的出现,土地国有化的崩溃。诸侯们迫切需要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从而扩张经济实力,巩固统治,与周王室的这种矛盾迟早会爆发,只是在西周时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增长缓慢,诸侯的扩张方向都是草外部,所以更其他诸侯们能够同心协力,听从周天子的统一军事调度,一致对外。
但是,当外部的自然条件不适宜农耕经济,这种扩张的步伐势必会停止下来,于是内部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就好像你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在家族成长期的时候,你能带领各房一致对外,但是当外部利益已经无法满足内部消化的时候,家族内部利益争夺的矛盾自然就爆发了。
这种情况到了战国以后,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跨越了一大个等级。战国以前,还没有出现铁器,青铜作为兵器还行,但若要制成农具,那就力有不逮了。但随着冶铁技术的不断成熟,铁制农具出现了,随之牛也被运用到耕地上代替人力,而垄作的出现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以前同样的一块地,需要几十个人耕作,而到了这个时候,却只需要一头耕牛,几个人就能完成,产量还提高了。这种飞跃式的生产力提高,不仅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也体现在能够开垦更多的耕地,扩大生产规模。
可问题是,这种生产力的变化,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分封制下政治体制,国家并没有享受到这种生产力巨大变化所带来的效益,反而是各级封君们受益最多。但封君贵族们所能享受的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很有限。
因为封君贵族们在封地上拥有封地人民的所有权,换句话说,封地上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封地官职是世袭,由封君一言而决,封地也没有律法,而是按照官员的主观判断来处理纠纷,以及刑罚。
封地上的农民们种田所得,只能留下口粮,其他的都要上缴个封君,而封君可以随时征召他们进行战争。这种体制下,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是正常的事情,同时因为封君严格控制人口,所以农民的流动性很差,这样就使得生产力的提高不能最大化。
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政府的税收来源,是靠封君的供奉,交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规定,而国家也没有权力绕过封君征召军队,由此一来,封君对诸侯的义务,就大打折扣,使得国家财富流失。
这就好像一个大力士,他本来拥有很强的力量,但奈何手脚不协调,无法发挥出实力来,反而不如一个手脚灵活的小个子。
战国的变法,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发生的。只是无论是魏国李俚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都不彻底,也没有触及根本。魏国的变法虽然确立了律法,但并没有进一步完善国家公信力,也没有跳出分封制的窠臼,说到底,就是无法解决行政体系和官僚制度,其他国家大致也是如此。
而秦国的变法是其中最彻底的,经过六代的经营,政府能够跳过封君,直接掌握人口,而农民成为了自耕农的同时,又获得军事晋升的渠道,生产积极性,战争积极性都极大的提高。国家行政改革,官僚体制的诞生,使得所有的官员,直接受命于君主,而非为封君的家臣,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律法之下的国家公信力,使得各种行政法令都得以迅速执行。这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使得秦国能够拥有其他六国所无法媲美的生产能力和组织能力,从而能够保证秦国对外战争士兵的积极性,以及高效率的后勤保障。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讲到,三国开篇即述“古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即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赵始皇、杨始皇、李始皇。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这是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早期奴隶制社会中有适合部落首领统治,后来社会发展,集体变大,就出现了王,而后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度的兴起,就有了我们最熟悉的两千多年的皇帝。政权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因为总要有一部分人站出来代表大部分人去处理宏观层面的东西,才能促进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
从另一方面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即是个人欲望的驱使,也是历史所向。更是秦国在长期发展中不断积累的结果。
春秋有五霸,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出现了战国七雄的局面。早在秦始皇之前,他的祖辈早就有一统中原的雄心,秦国重吏治,主张法家的治国理念,通过商鞅变法为长期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后备基础。
所以秦统一六国只是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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