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如何帮齐桓公称霸的呢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主要致力于以下方面：

其一确立了以制度创新作为国家发展基石的理念——齐国国君齐桓公第一次接见管仲时请他说出自己的治国理念。管仲胸有成竹地说：“治理国家首先要整饬政治秩序，而整饬政治秩序的根本在于树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治理国家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用三年的时间来从事教育宣传新政，用四年的时间来选拔优秀可用的人才，再用五年的时间来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而要树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根本是在于在顺应民心，如果拂逆民心那么政事就会没法收拾了。平常百姓不喜欢劳苦，所以要让他们快乐起来；不喜欢贫贱，所以要使他们富裕起来；不喜欢陷入危恶的境地，所以要使他们有安全感；不喜欢绝子绝孙，所以要让他们有安家生育的机会。这样人民自然就会拥护政府了。”齐桓公听罢说：“先生说得精采，可是怎么才可以使人民畏惧我呢？”管仲答道：“这不是为人君主所说的话，要人民畏惧并非难事，但是这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如果人民畏惧主公你而避而远之，那么主公的的祸患也就要到了，这种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我做了善事，百姓会称赞我，我做了错事，百姓会责怪我，所在百姓的观察是很细致的，所以以前历代明君都敬畏人民。”齐桓公再问：“那么如何来使政府正常地运转呢？”管仲答：“关键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有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国家才会有正常的秩序。法律由君主主持制订，但是也不能凭一时意气，任意为之，而要以人性的天则作为制订法律的标准。如果君主和臣民都可以遵循法律制度，那么国家就可以大治了。不过依法治国，一定要令行禁止，法重于情，不可因喜恶而枉法，赏与罚都应该依据法律规定，而不可依据个人的喜好。推行法治最难的莫过于无私，而危害法律最厉害的，莫过于心存私心。”齐桓公又问：“那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呢？”管仲答：“要重在发展国民经济，而不单单是增加国家财政，国民经济发达了，国家财政自然增收。百姓贫困，就会逃离，教育就无法施行，法令就无法推行。而人民贫困的原因，在于生产力不足，或者贵族君主的克扣，或者是豪强的兼并，或者是民俗上的奢侈的习惯，或者是财货的外流。因此要奖励人民的经济生产，注重商品的流通。国家不要过分的奢侈和挥霍，但是合理的积极的消费对生产也是有刺激作用，可以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要善于利于天下的财货，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使国家的经济强大起来。”齐桓公在问：“那又如何来提高国防力量呢？”管仲说：“要实行军国民主义。可以将国家分为二十一个区域，其中六个区域用来发展工商业，作为工商行政区；十五个区域是培养士兵的地方，作为士级行政区。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每个士级行政区安置两千个家庭，每个家庭必须要出一个人来充当战士，因此每个区域可以有二千名士兵。把这十五个区域划分为三个军区，每个军区就有一万名士名，这样全国的常备军就可以达到三万人。实际的操作是，五个家庭组成一轨，各出一名士名，总共五人，五人为一伍，为轨长来管理；十轨组成一里，共有五十个家庭，士兵五十名，由里长来管理；四里组成一连，共有二百家庭，士兵二百人，由连长来管理；十连组成一乡，共有二千个家庭，士兵二千人，军事编制是一个旅，旅长就由这个乡的有干才的人来担任。五个乡（士级行政区）有一万家庭，士兵一万人，军事编制是是一个军，由五个乡的最高军政长官担任统帅。所以全国三万人的常备军，共计有三个军，十五个旅，一百五十个连。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每年的春、秋季的狩猎时节，要定期进行军事演习。这样将军事上的编制与民政上的编制相统一，使得全国除工商业者之外，每个家庭都是国防的中坚，这就是军国民主义。”从管仲和齐桓公这番对话中个人以为我们现代人至少应该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国家要生存并发展有三样东西必不可少——钱粮、军队和国家诚信，没有钱粮则无法填饱人民的肚子，国家自然无法生存，没有军队则无法保护人民和人民手中的钱粮，没有国家诚信就会人心涣散；其二，盲目秀肌肉只会让人们害怕自己，而不会让人们发自内心敬重爱戴自己，用鞭子驱赶别人为自己服务，不如让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其三，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必须依赖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寄希望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性自律；其四，单纯增加国家财政总量是不可取的，只有藏富于民，让人民真正富裕起来才是国家长久可持续发展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因为当国家的强盛建立在人民的富裕基础上时当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奋斗时就是在为国家的强大添砖加瓦；其五，培养国民自强自立自信的尚武精神，寓兵于民，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铁军；其六，治国理政不能头脑发热心血来潮，无论是加强法制建设或是改善经济民生、强化国防建设制度创新是关键，只有根据时代的发展适时适度适当创新改革体制才不至于被时代淘汰。

其二明确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治国理念并由此引申出两大治国原则：一、稳定压倒一切；二、先富民，后强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构建一个民众生活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和谐呢？怎么样才能稳定呢？管仲认为：分业管理是要点。他把老百姓分成四个类别：士、农、工、商。这四类人之间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因此他们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也容易使人见异思迁，导致社会混乱。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让士、农、工、商四民互不杂处，各归所属，父子相袭，安居乐业。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国都，农民居于郊野。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家和高家各管五个乡。国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就是“三其国”。每级各设官长，各负其责，每年正月乡长向国君报告治理情况。对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这就是“五其鄙”。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一套管理方法简称“分居”和“定业”，“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业分居，好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定业”就是父业子承，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这样的社会管理体系十分科学，成为其后各个朝代的范本。令人敬佩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并不是户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动，更没有像后来的秦国那样搞成连保和连坐，十分人性化，完全符合管仲以民为天的思想。

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和谐社会建设尝试——管仲设计了九种福利制度：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孤，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作问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作振困，第九叫作接绝。每个城市都设有“掌老”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兵役，官府三个月送一次肉；八十岁以上，两个儿子免兵役，每月有肉送；九十岁以上，天天有酒肉送。所有老人去世，国家负责丧葬费用，这叫老老。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幼”官，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三个小孩的就可以免除征收的布帛，五个小孩的政府配备保姆，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孩子长大，这叫慈幼。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孤”官，凡是孤儿，有亲戚邻里收养的，收养几个就免几个兵役，“掌孤”官定期了解孤儿收养情况，必要时进行救助，这叫恤孤。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养疾”官，对于那些因为各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住进国家设立的“疾馆”生活，由国家负责养活，直到去世。这叫养疾，就是福利院制度。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媒”官，负责撮合鳏夫和寡妇，给他们田宅，三年之后还为其中的男人提供公职，这叫合独。所谓问病就是凡士民有病的由官府来加以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岁以上的，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重病的，向上报告，国君亲自慰问。所谓通穷就是若有贫穷夫妇没有住处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的，其所在乡里要及时上报。所谓振困就是凶年的时候官府发放仓粮来救济百姓。所谓接绝，就是对烈士亲属给以抚恤。仔细看看管仲这些政策不就是要着力打造一个和谐社会吗？就是要让作为社会整体一份子的齐国的一个个家庭全都美满和谐。在这个社会中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得到关怀，流浪人员得到救助，贫穷之人得到国家福利补贴的教育和医疗，单身之人由国家介绍对象，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饥饿、病痛和家庭暴力，国家还定期给老百姓发放酒肉。其实礼物不需要贵重，哪怕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都能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自己从来没被抛弃放弃过。

其三树立了领先世界的总体战争观——管仲认为强兵是与富国紧密联系的：国家不富裕，强兵就没有基础；富裕起来后不强兵财富就没有保障。《管子》对军事在国家兴衰存亡中的重要作用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论述，对战争的具体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时，管仲自觉地使治国与治军互为联系，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充分体现了大系统的战略思维。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依据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地理等因素，照顾战争全局的各方面、各阶段之间关系，照顾战争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力争使战争能量高效准确地释放出来。按照大系统的战略观，管仲提出了“八无敌”的总体战争观：“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这种总体战思想，把战争联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认为只有交战一方在经济、制造、器械、军队、纪律、训练、情报、时机这八个方面都胜过敌方，才能有必胜的把握。管仲的全维战争观，跳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把战争同政治、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体现出整体战和超限战的思想，给战争以新的内涵。

其四构建了尊王攘夷的外交思路——管仲的外交主张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公元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题主蛮有意思的额，小黑就来侃一侃了。

管仲一直以来被称为贤相，后来的贤相诸葛亮不一直自比管仲、乐毅么，当然这也可能是罗贯中给他安排的称号。

管仲是如何辅助齐桓公称霸的呢，这个当然是管仲看清了当时的天下大势。主要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努力发展齐国的实力，虽然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但是经济军事内政上面不比周边的国家强太多，所以管仲就努力发展工商业、整治齐国内政。齐国变强后边就能收拾周边的小国了。

第二个就是，尊王攘夷，这个更加重要了，虽然当时的周天子式微，可人家依然是天子亚，管仲并没有因为齐国强大，就怂恿桓公藐视天子，反而通过尊重天子使齐国获得了更大国际威望，还是就是讨伐夷人，保证华夏族群不受欺负。这也是后世最称赞管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