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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体例周详，论旨精深，清人章学诚称它“体大而虑周”，可以说是中肯的评语。魏、晋以来，我国文论始专门名家，到了南北朝，日渐形成繁盛局面。刘勰这部论著要算这一时期集大成的代表作。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阐明各种文体的渊源和流变。下篇的主要内容属于文学创作论，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虽然其中所揭示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是从封建文学艺术标准角度提出的，不免混有封建思想杂质，但只要经过选择，加以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的地方。
《文心雕龙.神思》篇列为创作论之首，刘勰对《神思》的定位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以下分思、意、言三方面阐述其文学价值。
《文心雕龙.神思》是一篇完善的艺术想象论
《神思》列为创作论之首，具有总纲性质，涉及到创作论各方面问题，而作为这些问题的核心则是艺术的想象。在我国具有民族风格自成体系的文论中，想象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刘勰之前，陆机已开始认识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文赋》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即状想象翱翔之致。显然，这对刘勰有着一定影响。《神思》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在前，卷舒风云之色”，就是引申陆机的说法。不过，刘勰并不仅仅因袭前人，雷同旧说，他对想象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作出系统的全面发挥。《神思》就是一篇完善的艺术想象论。
本篇开宗明义就对想象下了明确定义。刘勰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句成语，说明想象是身在此而心在彼，可以由此及彼，不受身观局限的艺术思维活动。事实上，这也就是指明文学创作不能拘泥现实，专构目前所见，从事刻板模拟，而应容许虚构的存在。他有时把这一点作了渲染和夸大。不过，总的说来，他并没有把想象加以神秘化。他认为想象不是来自凌虚蹈空的主观冥想，而是来自对客观物象的观察感受，从而把想象活动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本篇提出的“思理为妙，神兴物游”，是刘勰想象论的重要纲领。
它一方面说明想象活动必须扎根于现实，一旦脱离了现实，想象活动也就失去了依据。这一点，在本篇下文中有着更明确的表白：“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麻是原料，布是成品）这里以麻、布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想象活动就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这一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神兴物游”也说明了作者的思维活动是与具体物象结合在一起的，实质上就是形象思维。刘勰继陆机之后，对艺术创作中这个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作了理论概括，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本篇论述了志气和辞令在想想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同样值得重视的。
所谓“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是把志气和辞令视为对想象活动起决定作用的两个因素。在这里，志气泛指思想感情，意思是说：思想感情是想象活动的动力，想象的展开是沿着思想感情的轨道而进行的。作家临篇缀虑，需要神定气足，只有思想坚实深刻，感情真实充沛，才能使想象活跃起来，从而优游适会，抒怀命笔。否则，就会如刘勰所说的“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形成思想僵化，感情枯竭，想象壅塞的枯窘状态。至于辞令系指语言或语词，任何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来进行的，没有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所谓思想活动。艺术想象也是同样。刘勰把辞令作为掌管想象活动的枢机，指出只有准确的预言才能构成准确的意象，强调文学必须以言达意，穷尽物色，曲写织毫。这就是他所说的“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的本意。当时正是号称玄学三理之一的“言不尽意论”恣肆横流之际，刘勰提出这种针锋相对的主张，有抨击玄风的积极意义。
作为艺术思维的想象活动本是一种极复杂的心理现象。刘勰在本篇中列举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创作实践的具体实例，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认为作家运思行文，或迟或速，一方面是基于作家的才能禀赋和构思方式，另方面也取决于作品的大小规模和体裁特点，对于这些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一律相绳，妄分高下。然而，不管不同作家的写作会出现怎样纷杂歧异的情况，归根到底，文学创作毕竟还是有赖于平时的历练和积累。本篇所提出的：“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四句话，即申明此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勰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并不是叫人无所用心，轻易落笔，把写作当做一种游戏。相反，他认为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辛勤努力，才能在写作时从容不迫，直抒胸臆。作家写作时似乎不费思索，摇笔即来的表现，实由于平日不断积累，艰苦历练的结果。因此，“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与“不必劳情，无务苦虑”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相反相成的。这与下文所提出的博兴一的辩证关系，具有同样性质。“博见为馈贫之粮”是指作家在生活体验上要博；“贯一为拯乱之药”是指作家在艺术表现上要一。“博而贯一”就是把体验上的“博见”和表现上的“贯一”统一在一起。这种从矛盾的范畴看出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不仅存在于本篇之中，而且在创作论其它各篇中也往往可以发现。这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刘勰总结了前人创作经验,意识到文艺创作构思时思维形式的特殊性,因此,他对艺术思维形式的特征进行了论述。他的具体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接触了形象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是刘勰在我国文艺理论史上可贵的贡献。
结语：
时至今日，《文心雕龙》的现代研究已经经过了百年历程。客观地说，《文心雕龙》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要求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者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真正有意义的《文心雕龙》研究必然是具有博采众长的集大成性质。研究者们要在浩如烟海的龙学研究论著中采撷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为我所用，而不能无视前人的成果，进行重复劳动或者继续沿袭谬误。当然，“择善而从”对研究者有一定的要求，它要求研究者具备较高的学养，具备发现“善”的慧眼和识见。这样做并不妨碍研究者提出新的见解，而是说真正的新见解必须建立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局限的批判基础之上的。龙学界对“研阅”和“意象”等概念的解释证明我们在这方面还很薄弱。龙学界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努力推出真正具有“博采众长”之善的《文心雕龙》研究论著。以发扬《文心雕龙》最大的文学价值。
文心雕龙[1] 》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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