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大吃货苏东坡的中晚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他一生三贬，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后贬儋州。
他本是个有趣的人，为何会被多次贬谪？主要是因为北宋重文抑武环境下，文人多结党为援，不管苏东坡是否有意抱团，他都视为一个群体中成员，被另一群体攻讦。另一个原因是，东坡居士过于随意，文字之中被人揪住了把柄。
乌台诗案惹祸端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东坡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按照惯例给皇上上一封《湖州谢表》，内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生养小民”。他这本是自谦之语，孰知被新党抓住把柄，说他“衔怨怀怒”，对皇帝大不敬。
可怜苏东坡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吏卒逮捕，递解京师。
各路人士纷纷搭救，就连变法派的王安石也上书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左右夹攻贬惠州
元丰八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启用司马光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新党被打压。被视为旧党的苏东坡被启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征召还朝。
苏东坡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又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是苏东坡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但性情中人的苏东坡看到此时得势的旧党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并尽废新法后。觉得这种旧党的行为与新党无异，于是向哲宗谏议。
如此，苏大学士既不得好于新党，又触怒了旧党，左右不爽，于是自求外任知杭州。
元祐六年，他曾被召还，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绍圣元年，苏东坡被贬为宁远军副节度使，惠州安置。此时的他，年近6旬，千里迢迢赴贬所。
苏子尚尔快活？－再贬儋州
绍圣四年（1097年），谪居惠州的苏大诗人写了一首《纵笔》小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东坡是那时的大明星，此诗一出，立刻传遍朝野。其政敌章惇见诗大怒，认为此诗讥讽朝政，私心认为对苏东坡的打压还不够，称“苏子尚尔快活”。于是上奏皇帝，将苏东坡再贬得远远的。
于是，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孤悬海外”，于当年4月19日离开惠州，起道雷州。并于7月2日到达儋州贬所。扶病南迁的苏轼时年六十有二，心生凄凉，给友人去信曰：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理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墓，次当作棺，乃留手书于诸子，死则葬海外。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得起复，并在1100年的赦中复任朝奉郎。1101年8月24日，苏东坡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结束了他绚烂多姿的一生。
苏东坡一生少年得志，宦海沉浮，三起三落。红颜知己王朝云最懂他“一肚子不合时宜”，口无遮挡，从不察言观色，以公心仗义直言，不会见风使舵，是他被贬的根本原因。
1057年，东坡22岁，考取“百年第一”制科三等，初任凤翔判官。后守孝三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38岁就做上了密州太岁，后做徐州太守、湖州太守，青步青云，官运亨通，可谓“一起”。”王安石“改革派”大刀阔斧变法，狂飚突进，激功近利时，他认为改革要循序渐进缓行，被排斥在朝庭外，“乌台诗案”，因言获罪，差点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落”。
神宗去世，哲宗上位，英宗太后听政，司马光的“保守派”得势时，从从八品的小官，他连升12级官阶，官至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二起”，但他与司马光主张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政”的政见不同，他认为“新法”不乏可取之处，要扬弃。他始终不迎合权贵，成了“新党”眼中顽固的守旧派，“旧党”眼中的“新党”代言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他心中只有国家，从不自己个人成败得失，权衡利弊，明哲保身。1089年主动外出，出住杭州太守是“二落”。
第三次政治生涯的起色是苏东坡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这是“三起”。公元1093年9年，苏东坡的保护伞英宗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时期，最从不结党营私的东坡，被一干小人诬为“元佑党人”，以戴罪之身流放海南岛（处罚的严厉仅次于满门抄斩）这是“三落”。徵宗大赦天下，旅途劳顿，身染恶疾，死于归途，时年66岁。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天一生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tiyigo.com/baike/119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