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归集一下三位开国功臣的死因：
李善长：1390年，因胡惟庸案发并处死，妻女弟侄七十余人受株连；
刘基：因领导浙东集团与胡惟庸的淮西集团党争，（1375年）失势后胡惟庸被朱元璋派去看望，服药后病情加重去世；
宋濂：1377年因胡惟庸案其孙受牵连，遭到流放，在途中病逝。
从三个人的死因来看，都与胡惟庸有关。
胡惟庸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被朱元璋怀疑谋反而处死，前后株连达三万余人，时间跨度十几年，是明初四大案之一。
李善长、刘基和宋濂，作为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开国功臣，不得善终的原因有三：
1.直接或间接参与党争
从上述死因罗列来看，三位开国功臣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参与党争。朱元璋称帝以后，李善长曾任左丞相、刘基受封诚意伯、宋濂为太子老师，全都位极人臣，在朝中有极深的城府和人望。然而都是文臣谋士，他们并不了解朱元璋。
尽管跟随朱元璋多年，但朱元璋把他流氓、为求生存而作奸犯科的一面藏得很好，对天下英才礼贤下士。
只是这是打天下必要的技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明朝与宋朝不同，朱元璋一面将官员的俸禄定得特别低，同时也相信“暴力征服一切”，绝不搞“刑不上大夫”这一套，光一个贪污就可以株连几万人，更何况争权夺力、欺君谋反呢？
李善长，早早退休，却不是对朝堂之事不闻不问，他多次获得胡惟庸要谋反的线索，却不上报，在朱元璋看来，这与谋反的共犯没什么区别，试想一下，一个跟随你是十几年的人知道有人要害你却不加你提醒，你觉得这个人是站在谁那一边的？
刘基更是直接领导了浙东集团与淮西集团的内斗，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仅仅是开国便形成如此政治风气，有着几十年斗争经验、十分务实的朱元璋可不管你什么浙东、淮西，你们都是朱家的臣子，能将你捧上天，也能转手灭掉你。
所以在利用胡惟庸打倒刘基七年以后，胡惟庸也被朱元璋诛杀。
宋濂则是管束家人不利，圆满退休却是不能善终，在马皇后和朱标的力保下处以流放。
2.君权至上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张士诚，驱逐蒙古人，一步步将天下的权力收入怀中，尽管在承袭元制的基础上仍设有丞相，但朱元璋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想方设法将权力永远保存在朱家子孙手中。
他通读汉代外戚干政、唐代宦官乱权的历史，直到将胡惟庸放纵得骄奢谋反，才动起刀子。
从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来看，朱元璋早就想通过大加杀戮，以整顿官僚体系，重新树立与前朝均不同的政权结构，从而将大权集于皇帝手中。
李善长、刘基、宋濂聪明一世，却在最危险的建国初放松了警惕，对“兔死狗亨”的历史规律心存侥幸，误判或是没有预料到朱元璋暗藏杀机。
作为最具权威的三大文臣，仍不知收敛和低调，直接被朱元璋当成首批需要剪除的目标，不仅不得善终，还由此牵连家人。
3.为继承人清理门户
胡惟庸案发生在朱元璋执政中期，此时他不得不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与他的冷酷权谋相比，太子朱标显得文弱不经。
在朱元璋看来，朱标极其容易被文官蛊惑，因此有必要替自己的儿子扫清执政障碍，文官武将，一切有一定权势足以威胁到朱家统治的人，无论其功劳多大，都难逃被杀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幸存的功臣有耿炳文、郭登，都是极其低调，懂得知时势而退，早早交出大权，朱元璋根本没有杀他们的理由。
再对比胡惟庸，公然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枉法诛杀良民，只此一项就逆了朱元璋的龙鳞，然而他自以为位高权重，朱元璋不敢对他如何，实则早已是温水中的青蛙，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
胡惟庸不懂这个道理，李善长、刘基、宋濂也不懂，虽然在世人看来，他们罪不当诛，但遇上经历过人世黑暗的朱元璋，也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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