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平，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应当生于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为楚国同姓，任怀王左徒。《史记》里说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然而，他受到当时同朝为官的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排挤，日益疏远于怀王。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构陷，最终被流放到沅、湘，投江而死。
一直以来，屈原都是作为一位爱国者的形象被社会大众所熟知并纪念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经久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追根溯源，这种精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源于屈原的作品家喻户晓。但是，当屈原褪去了历史加诸的光环，脱离了其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而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之后，我们就很难探求其本人的价值取向以及《离骚》的写作意图与此后的读者接受是否呈正向关系。
在屈原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说法，爱国主义更是无从谈起。战国时期，诸侯纷争，身为臣下往往小国观念淡薄，因为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毕竟还有一个名存实亡的周王室。因为周王室的存在，所以士大夫游走各国之间，朝秦暮楚，并不能算叛国。不过，屈原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离骚》开篇就提到——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一开始就自叙身世，表明自己的高贵出身，也透露出高贵血统背后的使命感。
战国时期，士大夫周游列国，为的就是彰显学识，扬名立万，这是一种普遍的功利主义精神。正因为这种积极自由的风气，才造成了诸子百家的彬彬之盛。
可是屈原则不同，对比其学生宋玉所作的《九辩》，《离骚》的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屈原不是将楚国的国政作为自己扬名的工具，而是当作与生俱来的使命，将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祖累世建立的邦国基业捆绑在一起，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资格、更有责任要去匡扶楚国的事业。因此，他就更加厌恶那些霍乱楚国的奸佞，将他们比作恶草毒物。这是他自身的优越感作祟，也是他与生俱来的宗族使命感使然。
当屈原被怀王疏远，被顷襄王流放，他本可以另投别国，以他的政治才能完全可以在他国完成自己的美政理想。这在战国时代并不丢人，被誉为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田文，身为齐国贵族，也曾事秦、魏，出任过三国丞相。事实上，屈原并非没有这么想过，《离骚》里借灵氛之口他也曾表达过远离故国的想法——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在《离骚》中，屈原也曾乘着想象的羽翼周流上下，见识过无数浩瀚的山川河流，拜访过无数传说里的神灵圣贤，最终回望故土，还是“蜷局顾而不行”，无法真正远离故土，获得解脱。于是他在《离骚》结尾说：
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彭咸是殷商时期的贤大夫，因谏其君不听，投水而死，这里正好契合了屈原的结局，我们不能不将最后这一段乱辞看作是屈原的绝笔。
全篇到此结束，最终屈原的悲剧选择给整个诗篇以古典的崇高感，就像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发出响彻历史的天问——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屈原，他们的悲剧都不是宿命、生不逢时这些词能轻易概括的，更多的还是要转向悲剧人物自身，转向他们的人格，这种人格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正是这样的矛盾才将他们推入死亡，也正是这样的矛盾才让他们的人格闪烁着光辉。
到了今天再来看屈原这个人物，或多或少有了一些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清醒。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会出现像屈原这样人生追求和现实难以妥协的矛盾，现代人更多的是选择和解、忍受，或是在沉默中爆发，或是在沉默中死亡。而屈原的人生正如他的诗学艺术一样，浪漫、瑰丽，追求巨丽超迈的美和张扬。这种艺术与人生交融混一，对于完美人格的执着追求，是值得尊敬的。
或许，屈原本身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宗族的使命感经历了千百年的传承，并升格成为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感，他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成为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这是我们身处当下社会，追怀屈原，品读《离骚》的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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