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歌女红牡丹》在新光大戏院公开上映,该电影为蜡盘发音,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摄。
拍摄于1931年的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部电影中成功地插入了一首歌曲,打破了人们看电影无须带着耳朵的习惯,一首歌曲,也使国产片带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1931年6月21日,又试映了我国第一部片上发音的有声片《雨过天晴》。
在《歌女红牡丹》上映之前,我们的电影技术停留在完全无声的状态,所以《歌女红牡丹》中的歌曲带给了人们更好的体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不过,真正意义的有声电影,还是应该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对白,即人物之间的对话,当然也包括自言自语;二是音乐,即配乐和歌曲;三是音响,就是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和人工合成的声音。这三种声间现在来说即为电影声音的三要素。
中国具备这三要素的第一部电影是1934年拍摄的《桃李劫》,这部电影的问世又为中国电影史写下重要的一笔。
这部电影成功地运用了歌曲、音乐、和音响等多种声音元素,将声音有机地到了电影的叙事进程,极大地拓展了叙事空间,声音与画面形成了丰富的语言结构关系,电影的艺术创作形式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推进了电影的发展史,让人民可以从无声画面听到有声,不在去考思维去猜想电影内容;奠定了后面影视的发展。
有声电影有“腊盘发声”和“片上发声”两种技术。前者是将声音刻录在唱盘上,放映时与影片同步播放,为电影配音;这也是世界上有声电影最初问世时采用的方法。诞生于1927的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美国的《爵士歌王》就是如此。后者则是今天普遍应用的在胶片上录制声音的技术。由于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原因,《歌女红牡丹》采用的是成本低廉、制作简单的腊盘发声方法,因而,它实际上应该称作是中国第一部“腊盘发声”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主演蝴蝶等。影片描写女歌手红牡丹嫁给生活堕落的丈夫后,不仅备受凌辱,艺术生涯也走向衰落。但当丈夫卖掉女儿,又因失手杀人入狱后,红牡丹却忍辱负重,恪尽妇道,努力拯救自己的丈夫。影片描述了戏曲艺人的生活悲欢,也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身心的*。除了对白之外,片中利用“有声”的优势插入了《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等4段京剧片段(由梅兰芳代唱),更增加了影片的轰动效应。这也和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以歌唱家生活为题材如出一辙。影片于1930年中旬开拍,前后经过5次试验,至年底拍竣,耗资12万元旧币,1931年1月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15日于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影片公映时盛况空前,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了轰动,发行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但严格地说,《歌女红牡丹》只能算是一部“半有声片”,因其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起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它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这当然也是初期有声电影的通病。与这部影片同时开拍的另一部有声片是“友联”公司摄制的《虞美人》。它同样采用腊盘发声技术,描写了一对儿戏剧演员演出《霸王别姬》一剧的幕前幕后。两部影片在技术上稍有不同。《歌女红牡丹》是影片拍完后让演员看着画面对口型配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后期配音。《虞美人》则是先把声音录好唱片,然后演员在现场按照放出来的声音表演。两者相比,各有千秋。《虞美人》稍晚于《歌女红牡丹》,于1931年5月上演。腊盘发声的有声片在技术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唱片和放映的配合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胶片一旦发生局部断毁,其后的剧情就难以再和声音相吻合,甚至会出现银幕上男人在张口,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却是女声的笑剧。因而,在这两部影片上演的当年,一些电影公司也开始试制“片上发声”的有声片。它们是由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公司合制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拍摄的《歌场春色》。这两部影片都是租用国外的设备,并由外国人参与协助制作完成的。首先完成的《雨过天青》于1931年6 月3日在虹口大戏院试映。由于该片租用的是日本的设备,并赴日本拍摄,不久后即遭到观众的抵制。1933年,亨生影片公司用自己研制的录音设备拍摄了《春潮》一片,成为中国第一部用国产录音设备制作的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在有声电影问世后,许多电影公司仍然在继续摄制无声片,这形成了中国早期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长期并存的特殊现象。直至1936年,无声片才终于停止拍摄,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得以彻底完成。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故事片1922年,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张石川联合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电影公司之一。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影片描写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将其赶出家门。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成人,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一天,当年陷害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夺其家产,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于是*大白,一家人终于团聚。编剧郑正秋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电影观念也秉承着中国文艺观的传统,认为电影应担负起改良社会,教化民风这一重要使命,因而他编剧的电影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社会的内涵,被称为“社会片”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这部影片是郑正秋电影观念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社会片”。影片的主题是“教孝”、“惩恶”、“劝学”、“扬善”和宣传社会改良;片中的人物也被归结为善与恶的代表,尤其儿媳余蔚如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理念的标志。在《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已诞生十几年的中国电影正陷于低谷之中。这部影片除了在故事内容上摆脱了早期电影对西方电影例如滑稽片等的因袭摹仿,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民族观念外,艺术上也摆脱了文明戏式的舞台化表演风格,力求形象、情景的生活化和真实性,同时注重故事性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这使得影片在当时的确不同凡响,非常契合观众的口味。影片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公映。据记载,它成为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国产片,其在当时的声誉和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片。影片公映之后,“未二日,声誉已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获得了生机,并在此后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制片机构之一,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国产电影运动”。此后数年间,国产制片业迅速崛起,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自然导致了电影产量激增,国产电影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中国电影借此开始走出低谷,进入自己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汉伦(1903-1978)。她是中国第一代女影星之一,当时为一外资企业的英文打字员。影片在开拍之前四处寻找女演员无着,经同事中一位明星公司的股东介绍,王汉伦前往应试,颇得张石川的满意,从此进入影坛。影片的成功不但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演员,也成为享誉一时的中国第一位悲剧明星。中国第一部长系列影片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在武侠、古装片等商业电影的逐渐兴起中,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受到票房收入的鼓舞,明星公司一鼓作气,连续推出该片的续集,到1931年止,共拍摄了18集,由此它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长系列片。《火烧红莲寺》取材于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郑小秋、夏佩珍等主演。影片表现在湖南乡村械斗复仇的背景中,浏阳县把头陆风阳之子陆小青学得高超武艺,返乡中误入妖魔潜伏的红莲古寺,后在众多武林高手及官兵的救助下,方得冲出魔窟,救出被囚禁的总督及被残害的良家妇女,并将红莲寺一把火烧掉。这部影片是在20年代后半期商业电影开始在中国兴盛的背景下问世的。其时,古装片和武侠片成为商业电影的主要潮流。《火烧红莲寺》在武侠电影中加入了大量武林高手以“异技”斗法及半人半魔的神怪内容,成为“武侠神怪片”的开创者。例如影片的核心为“昆仑派”和“崆峒派”之间的法术争斗,这使影片从以往武侠片拍摄武打场面转向了注重以大量的特技镜头和机关布景来表现武林高手们的“飞剑白光”、“遁地逃走”等仙门妖术,同时并穿插有半裸的女人,半人半神的怪物,动作性强,又很热闹。《火烧红莲寺》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及神怪片热,许多公司纷纷效仿,其中以“火烧”为题材的影片就层出不穷,如《火烧平阳城》、《火烧七星楼》、《火烧青龙寺》等。无论是从技术积累的角度,还是从题材拓展的角度来看,“武侠”两字自此片后便成了中国电影军械库中的常规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从此在剑光侠影中长大。《火烧红莲寺》是中国大型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这种依托于商业电影的系列片也在当时成为一种热潮。稍后于这部影片问世的系列片还有《乾隆游江南》(9集),《荒江女侠》(1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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