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宋教仁之前,我们应该先将他头上闪耀着的光环摘了,看到更真实的宋教仁,而不是永远躺在神坛上的宋英雄。
宋教仁,政治角逐的牺牲品。
宋教仁生于1882年,湖南桃源人,被誉为中国的“宪政之父”。1903年,宋教仁结识黄兴,翌年于湖南长沙正式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1905年,宋教仁在日本参与组织成立同盟会。1912年,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同盟会联合国内革命党派在北京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任代理事长。1913年3月,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缓缓落幕,国民党以最高票数取得胜利,党魁宋教仁欲借此将政体改为责任内阁制,将国家权力转移给内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欲乘坐火车北上筹备组阁事宜,当晚于上海火车站遭遇枪击,宋教仁痛呼:“吾痛甚!”随后宋教仁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于22日不治身亡。宋教仁案至今仍然难以定论,但是,宋教仁是当时政治角逐的牺牲品却是毋庸置疑的。
宋教仁,被扇耳光的男权主义者?
同盟会纲领中有“男女平权”的条款,同盟会的主导者是孙中山和黄兴,当时的宋教仁影响力自然不及孙中山。但是,当国民党改组的时候,主要负责人却是宋教仁。宋教仁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删除,并且规定不允许任何女性加入国民党。当时,在会的唐群英起身怒斥宋教仁,唐群英身旁的沈佩贞则不由分说拉着唐群英冲上主席台,“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啪啪啪,狠狠地扇了宋教仁的耳光,宋教仁及与会众人皆惊愕不已。
宋教仁不是完美的英雄,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英雄。当时虽然都在谈革命,但是追求“男女平权”又何尝不是革命?如果我是沈佩贞,我也会扇宋教仁,并且还要扇得他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事做得太混账了。
宋教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英雄。
宋教仁自与黄兴结识并成立华兴会以后,便始终致力于革命事业,致力于建设理想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国度。宋教仁临终前留下遗嘱:
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临死仍然放心不下革命事业,仍然在告诫自己的同志们继续努力,12年后孙中山在临终前亦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诫语与宋教仁相呼应。宋教仁生命的终结,既是英雄的陨落,亦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再次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探索道路上的再次遇阻。宋教仁的突然死亡,成为近代中国难以弥补的遗憾,让宋教仁的“宪政”设想还没有正式开始便已经结束,如果真让宋教仁完成了责任内阁制的改组工作,近代中国的历史又将怎样?
宋教仁在遗嘱中提到了“调和南北”,可见南北双方的关系亦是宋教仁难以放心的事,为了在自己死后保证南北双方关系的稳定,保证中国的局势不受影响,宋教仁特意让黄兴发电报给袁世凯: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宋教仁在电报中自言革命以来,从来没有与人结过私怨,当然这点是宋教仁自己以为的罢了,宋与人结怨是肯定有的。宋教仁死有余恨,因为他想做的事还没来得及做,他想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想让中国强大起来,想要改组内阁,可是,他做不到了,他已经“势必至死”。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可以顺应时势和民心,保证民权,甚至“确定不拔之宪法”,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宪法到现在还偶尔会做更改呢。宋教仁用了“临死哀言”这四个字,这不仅仅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更是对革命事业的哀叹,甚至是在哀求袁世凯。
英雄将逝,尽显悲凉。
然而,在宋教仁死后,他在死前所做的安排并没有发挥作用,孙中山赶回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南北双方再次水火不容,宋教仁生前所做的努力尽付诸东流,可悲可叹。
宋教仁的突然死亡,让近代中国再次迷失了方向。
近段时间以来,因为学术界对于宋教仁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因而关于宋教仁以及宋教仁被刺事件重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时隔一百多年,怎样评价宋教仁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话题。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宋教仁短暂的一生是非常辉煌和卓有成就的,31岁的时候我们会在干嘛,有可能正在职场打拼,有可能仍然在读书,不过宋教仁31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最大政党的领袖,而且差一点成为内阁总理。
宋教仁20岁出头即投身革命,先后领导过华兴会和同盟会,在革命党内部具有非常高的威望。辛亥革命期间,宋教仁及时赶回国内,参与了革命党的领导工作。辛亥革命后,宋教仁转而宣扬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极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和共和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宋教仁不仅在革命工作上具有卓越贡献,而且还对中国的边疆地理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比如他曾经撰写了一部关于中朝边境的间岛问题的研究。
时隔100多年,重新评价宋教仁具有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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