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遂有北宋。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北宋是建立在一次成功的士兵与将领拥戴首领的事件上。宋太祖的这次，是五代以来第四次兵士拥立的事件（前三次的主角分别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潞王李丛珂、后周太祖郭威）
兵变是宋朝“兴”的原因，那就意味着它同时是前一个政权“废”的原因。何以造成兵变这一情况？将领将兵在外，手握实权。日久天长，遂掌握一支或数支骁勇善战又非常熟悉供其指挥的军队。唐代安史之乱，节度使拥兵自重，已是前例。
这样一种情况，在相对和平的王朝历史中就表现为军事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宋朝统治者既然以兵变起家，自然不会放任这种危险继续存在下去。为了解决这一种矛盾，于是有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说。
太祖把在外的将领召集于京师，解下他们的权力。派文官以“知州军事”到地方接管，又陆续设置各州通判，手握大权。《国史大纲》提到：诸路观察、采访、团练、防御、刺史皆遥领，不亲本州务。县令由中央指派，称为“知县”。从此吏治之权悉数掌管于中央政府。
在财政的问题上，于地方设立“转运使”之官。除了本州日常所必须的经费银米，全部送往中央。
对于地方武装，太祖命令挑选其中的精锐，送往中央，充当“禁兵”。剩下的老弱病残留在地方，称作“厢兵”。
（二）西北、北方边防
上面已经提到，太祖将各地的精兵强将悉数调往中央，避免兵变之风险。可与此同时，造成了宋朝对外积弱局面的形成。
镇守西北边疆，需要对于边疆事务特别熟悉的将领。除此以外，还需要保证军事统帅在地方便宜行事，掌握大权，在当地建立起骁勇善战、团结一致、彼此熟悉的军队。此外，建立起这样的军队，需要时间慢慢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郭进守西山一共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十七年，董遵诲守通远十四年。军中允许将军便宜行事，得以招募死士，故每有敌寇侵入，大多可以打败。此前也是得益于这样的实际情况，西北地区一直安然无恙，太祖才可以放手一搏，专注于对付东南。
而在宋朝朝廷对军队和将领别出心裁地安排之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在操练都难以有效地完成的情况下，西北边防水平严重下滑。契丹、西夏势力却在不断发展，最终成为盘踞在宋朝心脏上的两条毒蛇。
（三）都城地理
宋朝易为外敌入侵所侵扰，还因为在都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
北宋定都开封，是张方平所谓“天下四通八达之地，函秦洛宅，形胜足恃。”开封在当时只是黄河南岸一个相对平坦的洼地，一旦敌人长驱南下，根本没有屏障可以阻拦。
北宋也未尝没有人想要迁都。宋太祖、范仲淹等都曾经表示过迁往长安、洛阳等地，不然在开封所需要军用支出实在太大，迟早会民力枯竭。无奈太宗和吕夷简先后反对，一再延误时机，最终不可收拾。
就这样，为了保证开封的安全，每当西夏、契丹开战，宋廷总想议和讨好他们。
税务
一般而言，在中国只要形成了统一的局面，除非皇帝素质相当之差，不然总不至于税务远超于民力所能接受的范围以至于患贫。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实还在于上面所述宋太祖的建国之策。所形成的冗官冗兵，宛如两只巨大的蚂蟥，趴在宋廷的身上，抽脂吸髓。
宋廷面对着外敌的侵扰，常年集聚着兵力。直至宋仁宗，前后百年，全国士兵数量已经翻了七八倍，军饷开支自然猛增。这些招募的士兵名义上终身都在军营服役，实际上可以充当战斗力奔赴战场每人大概在20年，因此有大量的军饷压根就是在浪费。同时也让大量士兵骄傲懒惰，降低战斗力。赵匡胤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让禁兵分批驻扎在郡县，三年一换。这却造成了明明没有打仗，军费却和出征差不多的怪异现象。更何况宋朝延续五代以来的习惯，对军队经常有许多额外的赏赐、特支。赏赐越多军队越差，军队越差越感觉要招募更多的士兵，最终跌入一个死循环。
此外，对于文人，宋廷也是大加赏赐。为了大力扶持文人集团，打压武人集团，宋朝对于进士额外宽容。只要考取了进士，就可以立即做官，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考察个人能力。为了提高文人的地位，宋朝不断提高他们的官禄。每当遇到节日庆典、郊天等时候，文臣就会得到额外赏赐。当时有人曾经说过“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财力枯竭，日益严重。宋朝竭力培养文臣，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晋升的文臣的水平难免大打折扣，在关键时候难堪大任。
南宋对金卑微屈膝，不断缴纳银米。对内税收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近于无理。百姓不堪忍受，日益穷困潦倒。
南宋的国土几乎只有北宋的一半，但是年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正供”即正常的税收，与唐代相比，是其十倍不止。此外还有诸多杂税，名目繁多。诸如“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等，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卖酒要收钱、卖醋要收钱、买纸要给钱、卖田地房产要给钱；还有无理的如打赢官司要给“欢喜钱”，打输官司要罚钱。抓捕盗贼，追回的财物充公而不是还给失主。其实一开始有些税比较正常，如“折帛钱”。本来这个税款是先由官府发给人民银米救急，过几个月等人民缓过气来在以税款的形式收回。可是后来即使每年官府不救济，人民还是得交钱。
有司不知道吗？不，他们其实都知道。但是这里面牵涉到的利润实在太大，南宋朝廷绝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朝臣矛盾
首先，对宋廷朝堂之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它的谏官制度。它的影响在于使朝堂之上争斗不断，难以在国家大计上迅速形成一种全体意志。
宋设“谏院”，从原来的百官之首宰相下分出去，最终在权势上与宰相齐平。谏官的主要职责在于“谏”，而当时又流行“谏”风。每天都想说点什么，到了最后变成了有什么就说什么。谏官“谏”的对象也渐渐由皇帝转移到了宰相身上。不管宰相想干什么，不管这个事对不对，谏官总要出来干涉。除了谏官，文臣向来也喜欢议论。前前后后反复不定，统一不了意见，这是朝堂政治上一大害。此外，宰相在朝堂的地位也越来越低。
《国史大纲》说道：“宋初文臣，大多是五代之遗，猥琐浮薄。”宋代建国与汉唐不同，所拥立者为武将。建国后考虑的第一要务，便是以文官代替武官。但是，宋朝并没有足以支撑的文治基础。古时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事，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喝茶。到了宋代，宰相向皇帝报告时就只能站着了。枢密院等相继分割宰相职权，丞相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
王安石变法以后，朝臣之间的矛盾变相地反映出南北势力的矛盾。王安石代表的是南方一种激进的风气，司马光等北方派代表着一种传统与稳健。宋初有“不相南人”的说法，说明南方势力最初并不强大。可是北方在文化与经济上到底竞争不过南方，在科举上变现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南人势力一步步强大，终究为北人所不容，于是必须要在政治上百般阻挠。其中朔派是北方派之正统，他们虽然忠直，但是格外排斥异己。同时他们自己又缺少治理的才能，难以有所建树。最后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以重视道德为名头，重小节，忽视大局。致使有才能之人不能上进，碌碌无为之人把持高位。
中央首脑之错失良机
自金灭北宋，南宋与金之间各怀鬼胎。金先后拥立张邦昌、刘豫，目的在于在黄河南岸建立一个缓冲区，防止宋人的报复。同时也可以好好消化这些年一下子吞并的土地和人民。但是金人到底不放心高宗，一面处处紧逼，一面派人言和。
高宗这边也有问题。一开始，高宗畏惧金人，不敢冒险。所以不重用宗泽等人，反而重用汪伯彦之流。之后，因为金人宣称要把宋钦宗放回，高宗担心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任用秦桧等。
本来这个时候南宋未必不可与金人一战，原因有五点：
①将帅人才不同
②兵甲武器质量不同
③南北地域环境不同
④军队士气不同
⑤地方财力不同
总而言之，经过多年的战争，宋朝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加强。士兵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武器装备逐渐精良，作战环境不再是适合金人骑兵的平原，将领的权力得到尊重。但是高宗方面担心他们功高震主，对外卑微屈膝，对内不依不饶。不断打压抗金的骨干力量也是唯一的力量。最终朝廷人才灭净，抗金实力大损。后金人再度发难，高宗无颜面对，传位给孝宗。
孝宗倒是想要匡扶，奈何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钱穆所谓“前有将帅无君相，后由君相无将帅。”南宋再难有机会恢复元气，只能慢慢等死。
（七）自然气候
中国幅员辽阔，面积广大。以现在的版图言之，中国大体拥有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的不同对中国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入到人类与自然的方方面面。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即便是南宋时期商税一度在税收上占有巨大比重。）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地形、气候、水源、土壤、生物五个条件的相互作用。
气候涉及气温、降水量、太阳辐射等方面。温度的变化不单单使年平均温度上下波动，还影响到了作物的种植，进一步反应在产量上。作物的产量大小又影响到社会经济方面，若是造成饥荒，甚至可能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人民的迁徙。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在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到3℃ 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这四次寒冷的时期对应着年平均气温的下降，严重影响到了农作物的生产。农作物产量下降，社会难以做出迅速调整，容易出现饥荒。百姓一旦出现饥荒，就会不定向流动。社会秩序紊乱就容易导致崩坏，直至问题解决或者是找到矛盾的突破口，暂时稳定，直到粮食问题解决。矛盾的突破口往往是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革命上。明末清初，人口的变化还不算巨大，极有可能是由于诸如土豆、红薯之类的抗寒作物的传入。
而作为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中国的农业经济一直相当脆弱。从降水量来看，不定期的旱涝灾害一直困挠着人民。一旦某一处遭遇灾情，周边的地区就会面对巨大的压力。如何处置难民、如何恢复生产都是相当大的问题。
宋朝就正好面临着气候的变化。
宋初气温已经比唐代低。梅花因其一年中开花最早，被推为花中魁首，但在十一世纪初期,梅树只能在私人花园中生存。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诗句中窥探一些蛛丝马迹：苏轼咏杏花有“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一句；王安石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红梅》也有“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之句。
后来中国气候加剧转寒，正好对应着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宋朝不断南迁也应该有粮食供应的问题，而金人南迁亦是如此。北宋政和元年，江浙一带的拥有2250平方公里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而且非常结实。这种寒冷的气候一直延续到暮春，将附近的柑橘全部冻死。杭州在南宋时候，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到2℃
总结
宋朝灭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它的表象确实是由于战争而结束。简单来说，北宋之初就像一个得了肺痨的年轻人，刚开始还没事，但是越往后等他年纪大了，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
宋朝的问题就在于从它建国之初，就注定了一步步走向衰亡。它的制度、朝堂上的党争、无理的税收、领导者的矛盾包括时代大背景杂糅在一起，让宋朝难以招架。它也想改变，但是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下，改变是一种很难的事。一点点一步步，宋朝最终走向了坟墓。
南北宋灭亡原因不一样。先说北宋，一，国策使然，国策重文抑武，鼓励经商，使得社会风气从军为耻，好男不当兵这话最早就是出自宋朝二，国防布局，北宋的布防是重内虚外，导致边防吃力，只要一入侵，很快就能打到首都城下，这无疑是自毁战略纵深三，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以及领土局限在传统汉族人土地区域，直接导致马源的丢失，冷兵器时代骑兵犹如坦克，步兵在平原上是无法抵御骑兵的。四，和平的太久了，北宋在和辽和好后双方一百年没有打过仗，这个直接导致北宋和辽的武备松弛，战斗力极度低下。金人几万就消灭了大辽七十万大军，也在后面的战斗中歼灭击溃了几十万宋军。五，最后两个皇帝确实昏庸，在他们执政期间朝野还是比较黑暗的，国家离心力强，这两个皇帝确实责任很大。在说说南宋吧一，国土太小，战略纵深比北宋还要小一半。这个直接导致败几场就容易亡国。二，南宋的武备其实比北宋好很多，战斗力也强很多，只可惜生不逢时，遇到的全是变态级别的对手，初期是坚不可摧的女真铁骑，后期是世界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想不亡国都难。三，后期也叫倒霉，最后三个皇帝都是小孩子，在这么危难的情况下，正需要一位强人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偏偏老赵家连续三个小皇帝。天要你亡，不能不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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