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克己复礼,复的礼是()

“礼”为西周之礼，也就是“仁”，也就是公义，公理。

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的涵义”，知道“义以为质”中的“义”是“礼”的质，是“礼”的唯一标准。所以，“复礼”的意思是要求我们的行为要回复到礼之质“义”上，按公义、公理来办事。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克者胜也，克己就是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战胜自己，不为外物所诱，而不可以任性，为所欲为。礼字即是理字，礼乃固理之不可易者，复礼就是要恢复到合理化。克己工夫，全在一个勿字。

朱子解克己复礼，其言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复，譬如尘垢既去，则镜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清。』又曰：『克己复礼，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又曰：『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又曰：『敬如治田灌溉，克己如去恶草。』王阳明有云：「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克己就是要灭此心中之贼。礼对人生行为，具有指导、节制、综贯、衡断诸作用，而能促进人与人间关系之圆满，有礼便是行仁，孔子之以礼为教，可见其由来。故论语子罕篇又载颜渊之言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兹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克己复礼」如上。

这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出自《论语·颜渊》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由此看来，“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方法。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孔门传授的“切要之言”，是一种紧要的、切实的修养方法，然而对于“克己复礼”的含义却有不同的阐释——这里的“克”字，在古代汉语中有“克制”的意思，也有“战胜”的意思。宋代学者朱熹认为：“克己”的真正含义就是战胜自我的私欲，在这里，“礼”不仅仅是具体的礼节，而是泛指天理，“复礼”就是应当遵循天理，这就把“克己复礼”的内涵大大扩展了。朱熹指出，“仁”就是人内心的完美道德境界，其实也无非天理，所以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

朱熹以及其他理学家的阐释，把“克己复礼”上升为某种普遍的哲理。然而从《论语》中的记载看来，孔子说的“克己复礼”只是在说一种具体的学习和修养方法；这里说的“礼”，就是指当时社会生活中实行的各种礼仪规范，而学习各种礼仪，正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应当按礼仪规范去待人接物，而是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做。也就是说，学习礼，不仅仅是要依礼而行，更重要的，是要随时警惕自己不要去做失礼的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做到这“四勿”，就必须“克己”，也就是要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这其实也正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战胜自我”。

当然，孔子强调随时注意不失礼，不是希望弟子都变得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孔子认为：礼的本质是仁爱。如果人们都能够依礼行事、非礼不行，那么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为一个“仁者”。也就是说，克己复礼是“为仁”。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所以颜回对孔子说：我虽然不大聪明，但会依照先生说的去做。

孔子能够在晚年走出一生所追求恢复周礼的主张，是因为孔子心中的仁道不依附于周礼而存在。孔子解释自己推行周礼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这样的礼仪，仅仅是这样。而不是把周礼搁置在所有行为规范之上。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说明自己不学夏礼，也不学殷商之礼，而单单学周礼，是因为现在人使用。

孔子以遵循社会行为准则为人生目标，对形成中国人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那种以献身社会放弃自我为荣的信念，使很多传统的中国人在为家庭、亲友和社会献出自己的劳动、财富甚至生命的时候，不是体会到了痛苦，而是感到了自豪。从这方面讲，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对传统中国人在困境中保持心身平衡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这些传统的中国人不能实现这种人生理想时，就经常把问题归结于自身，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从而引发了中国人特有的心身疾病倾向。这一点，则是研究中国人心身疾病所不能遗漏的，这就是“忠恕之道”。

《礼记》曰：